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朱萍实习生林昀肖李佳英北京报道
关于高血压标准下调的争议，并没有随着11月15日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声明而“收声”。
此番争议缘起于11月13日，由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医师协会、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等学术机构共同制定的《中国高血压临床实践指南》（下称《指南》）提出将高血压的诊断标准由≥140/90mmHg下调至≥130/80mmHg。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孙英贤团队预测，我国成人高血压患者将新增近3亿。
截至记者发稿时，一些公号上的“中国高血压临床实践指南”已经被删除，相关的一些专家也表示不方便接受采访。有长期跟踪公共卫生领域的业内资深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指南》的建议除了标准有争议外，其他的内容都很中肯，都是心血管领域权威人士，他们更多的是从学术方面出发，而没有考虑社会的影响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原高血压科主任医师孙宁玲表示，认同新《指南》治疗方面的一些观点，但是在诊断标准上步子迈得太大，这个《指南》会涉及国家的医疗、经济、财政、保险、公共卫生建设等多个领域，要通盘考虑，才能站得住脚。
隔空交战11月13日，《指南》发布并强调高血压的诊断标准由≥140/90mmHg下调至≥130/80mmHg。这一调整声明引起舆论哗然。在“新旧标准”之间的3亿疑似高血压人群，骤然面临高血压确诊的焦虑恐惧，学术界也一石激起千层浪。
以中国高血压联盟、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高血压分会为主的多个机构和协会纷纷表示反对。据第一财经报道，在《指南》出台后，中国高血压联盟、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高血压分会、中国老年医学学会高血压分会、国家卫健委高血压诊疗研究重点实验室和上海高血压研究所联合向国家卫健委提交声明，阐述反对立场并给出相关建议。
中国高血压联盟主席、上海市高血压研究所所长王继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高血压诊断标准的下调不仅不符合我国高血压控制的国情，而且会大幅增加我国高血压防控的疾病负担，标准下调会导致高血压患者人数的急剧增加，将不可避免地对我国社会和医疗保障体系带来重大冲击，从检查、诊断、治疗、管理等多个层面极大加重国家医疗负担和个人经济负担，挤兑医疗资源。
王继光进一步表示，对血压130-139/80-89mmHg的非高危者进行药物治疗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健康危害。同时，世界高血压联盟主席张新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下调高血压诊断标准不仅严重增加医疗负担，对个体也并无益处。全球唯一对血压正常高值（SBP130~139/DBP85~89mmHg）未伴发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肾病的中国人群降压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研究表明，没有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或肾病且血压在130~139/80~89mmHg的个体将不会从降压药物治疗中获益。
实际上，关于高血压诊断标准是否下调的争论，中国并非孤例，此前在美国、欧洲等国家也都有过激烈的交锋。目前使用130/80mmHg标准界定成人高血压患者的国家仅有美国。早在2017年，美国心脏病学会（ACC）/美国心脏协会（AHA）率先将高血压诊断标准下调至130/80mmHg。除此之外，2022年5月，中国台湾地区心脏病学会和台湾高血压学会联合发表的《2022年台湾高血压指南》，将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下调至130/80mmHg。
但下调仍是少数情况，因为考虑到高血压患者会大幅增加、经济负担和心理负担等因素，国际组织仍未调整。据2021年版《世界卫生组织成人高血压药物治疗指南》、2020年版《国际高血压协会国际高血压实践指南》和2018年版欧洲高血压指南，高血压诊断标准均为140/90mmHg。
北京医院心内科专家汪芳认为，下调高血压诊断标准，引起热议是意料之中，其中的良苦用心体现的正是“大健康”理念。相对于临床治疗，毫无疑问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策略。这些年我们一直呼吁积极改善生活方式，为健康打下牢固的基础，从降低每日食盐摄入量，到鼓励增加运动时间，以及保障充足的睡眠时间，再到降低高血压诊断标准，条条框框都让我们深刻意识到：每个人才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在汪芳看来，无论将高血压标准调至140/90mmHg还是130/80mmHg，实际上都是人为定义的标准。临床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如果以110/70mmHg作为基线标准，高压每升高20mmHg，低压每升高10mmHg，心脑血管事件就会增加一倍。因此，下调诊断标准充分体现了“防线前移、加强初始预防”的理念，旨在从早期进行干预，减少未来高血压导致的各种心血管疾病风险。
汪芳指出，尽管新指南将高血压诊断标准调整至130/80mmHg，但是真正药物治疗还是以140/90mmHg作为标杆。临床上的患者多种多样，病情往往很复杂，具体将血压控制在哪个范围需要“个体化”：
1.对于合并房颤的高血压患者，降压的同时还需要抗凝，出于治疗效益最大化的考量，仍建议沿用“140/90mmHg”的标准；
2.对于尿蛋白≤300mg/d的慢性肾病（非透析）高血压患者，以“140/90mmHg”为目标值，患者耐受再进一步降低至130mmHg；
3.对于超过80岁的高龄高血压患者，基本目标是降血压调整至“140/90mmHg”，如果能耐受再继续往下调；
4.对于高血压合并急性出血性卒中的患者，急性期需要将血压控制在130-140mmHg，不可降的过低过快。
背后是什么？对于《指南》除了上述观点冲突，市场上充满着对《指南》背后利益的质疑。
此前媒体采访中国科学院深圳理工大学讲席教授唐金陵的一篇旧文被翻出，剑指临床指南充满了利益冲突，更是药企通过科学家和医生渗透和干扰的重地。在2011年发表于《PloSOne》期刊的一篇研究发现，在各种指南制定委员会成员中，有6%～80%接受过药企咨询费，4%～78%接受过药企的研究资助，2%～17%持有药企股份，56%～87%则与药企有其他形式的相关利益。这还不包括指南制定完成后，指南制定者可能获得的利益，如出任药企高管。
就上述一些争议问题，一些参与《指南》制订的专家们表示不便接受采访。上面提到的业内资深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指南》内容水准很高，都是业内权威专家，但可能是没有考虑太多对社会面带来的“裙带”影响。对此，国家卫健委也给出定性，明确《指南》为专家研究成果。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查阅发现，《指南》指导委员会成员均为我国心血管疾病领域的领军人物，在业界颇负盛名，包括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的高润霖和胡盛寿、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心内科韩雅玲、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葛均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心内科张运等。此次《指南》有100多位行业专家多次深入讨论分析，涉及临床、卫生经济学、流行病学、临床药学、护师、基层工作者、患者代表等。
另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指南》具体工作组由4个小组构成：分别为指导委员会（7名心血管领域的资深临床医师）、指南制订组（以心血管科和高血压专业医师为主，还包括肾脏病科、内分泌科、泌尿外科、血管外科、精神心理科、流行病学、护理学、临床药学、卫生经济学等领域专家以及患者代表，共52名成员）、证据评价及秘书组（34名临床专业成员、15名循证医学/方法学专业成员和2名总协调员）以及外审组（11名高血压领域的临床医学专家及4名政策制定者）。
也有参与《指南》制订的核心专家向媒体表示，这背后完全没有任何利益关系，没有任何企业的资金支持，并表示《指南》的修改是基于国内国外的队列研究、干预研究、成本效益分析都是支持修改的，证据是非常强的。
《指南》共有44问题，其中第一个临床问题就是：中国成人能否采用SBP≥130mmHg和/或DBP≥80mmHg作为高血压的诊断标准？
对此，《指南》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不断变化，从1977年提出的SBP≥160mmHg和/或DBP≥95mmHg，到1997年提出的SBP≥140mmHg和/或DBP≥90mmHg，直至2017年美国心脏病学会（AmericanCollegeofCardiology，ACC）/美国心脏协会（AmericanHeartAssociation，AHA）高血压指南将高血压诊断标准进一步降低到SBP≥130mmHg和/或DBP≥80mmHg。中国成人能否采用SBP≥130mmHg和/或DBP≥80mmHg作为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主要基于观察性研究、临床试验和卫生经济学评估积累的证据。
汇总了4项最新的前瞻性队列研究的荟萃分析结果显示，在18岁及以上成人中，SBP130~139mmHg和/或DBP80~89mmHg人群的心血管病发病和死亡的相对风险升高30%~90%，心血管病的人群归因风险达8.6%~12.9%。另有研究支持以上结果。多项包括中国人群的大型前瞻性队列研究也得到相同的结果。
全国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人中，SBP130~139mmHg和/或DBP80~89mmHg的人群占比达23.2%，预计总人数近2.43亿，且该血压范围人群主要为18~54岁的中青年。一项关于我国35~64岁基线无高血压人群的高血压发生风险研究显示，SBP130~139mmHg和/或DBP80~89mmHg的人群15年间有65%进展为血压≥140/90mmHg。根据最新国际指南推荐的降压药物治疗启动标准，在我国35岁及以上成人中，SBP130~139mmHg和/或DBP80~89mmHg的人群有22.7%需要进行降压药物治疗，预计总人数为3990万。而根据我国最新的药品价格和医疗保险制度，在我国35岁及以上SBP130~139mmHg和/或DBP80~89mmHg且无心血管疾病的成人中，在未来10年乃至终生采取降压药物治疗均符合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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